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七普’數據”)顯示我國人口變化呈現一些新動向。預計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國人口總量將很快達峰，人口數量紅利進一步減弱，老齡化繼續加劇，人口進一步向發達區域、城市群集中。人口結構轉變由此將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勞動力減少將帶動經濟增速下滑，但人口總量減少可能使就業壓力、資源環境壓力有所緩解，老齡化將帶來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人口素質提高有利于“工程師紅利”釋放、促進我國科技進步，人口進一步向發達區域、城市群集中等要求加強配套公共服務供給。為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的影響，建議全面實施支持配套政策促進大力生育，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發揮好老年人的余熱和“工程師紅利”，以更好發揮現有勞動力的潛能;圍繞人口流向加大配套公共服務保障，特別是順應人口流向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不斷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適應人口結構轉變引導促進養老、育幼等產業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高質的相關消費需求。

我國人口結構變化需重點關注的新動向

(一)人口總量仍在增長但增速有所放緩。“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人口數量為141178萬人，比2010年增加了7205萬人，增長5.38%，2010年到2020年間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與2000年到2010年0.57%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相比，增速有所放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增長最慢的十年。

雖然2015年10月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實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此后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近年來，由于受育齡婦女數量減少等因素的影響，我國人口增長勢能進一步減弱。考慮到育齡婦女規模在減小、結構在老化、全社會生育意愿降低等，預計未來我國出生人口數量降低已成必然，我國人口總量負增長為期不遠，預計我國人口總量即將在2025年前后達到峰值。

(二)勞動年齡人口明顯減少但素質改善。“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8.8億人，較2010年減少4000多萬人，并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2020年我國人口撫養比(0-14周歲與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加總與15~64周歲人口數之比)為45.9%，較2010年上升了11.7個百分點，“少子化”“老齡化”特征加劇。其中，0~14歲少兒人口占比從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9.3%)，但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9.3%)。此外，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2010年到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2000~2010這個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個和2.72個百分點。并且，隨著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體步入退休年齡，老年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將進一步提高，人口數量紅利進入尾聲。

勞動年齡人口變化值得關注的亮點是：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和比例下降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明顯提升。“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為2.67%。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為15088人。我國人口素質的這種大幅提升，是多年所未有的。

(三)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集聚。“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3.9%，比2010年提高了14.2個百分點，與2000年至2010年提高約13.5個百分點相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近十年間的提升速度有所加快。從人口的地區流向看，人口向經濟發達的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主要原因是戶籍改革促使人口流動性大幅增強，且發達地區、城市群的配套公共服務等持續改善，接納外來人口的政策有序放開，使得人口向發達區域、城市群流動的成本大幅降低。按照這種態勢，預計我國“十四五”時期的城鎮化率將突破65%，人口還將進一步向發達區域、城市群等集聚。

(四)人口“少子化”現象加劇的主要原因。從國際經驗看，低生育率已經成為全球性現象，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生活方式和生育觀念的轉變，低生育以及由此帶來的少子化、老齡化正在成為我國面臨的突出人口問題。初步看，過去十年我國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問題變得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婦女規模減小、婚育年齡推遲和全社會的生育意愿總體有所降低。一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降。“十三五”時期，我國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年均減少340萬人，2020年同比減少366萬人，這種減少速度和規模是我國過去多年比較少見的。二是婚育年齡推遲造成當期生育的婦女數減少。2006年至2016年，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分別從23.6歲、24.3歲推遲到26.3歲和26.9歲，20~34歲的女性在婚比例從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國結婚登記人數連續7年下降，從2013年的1347萬對下降至2020年的813萬對，減少約40%。三是全社會的生育意愿總體有所降低。“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處于較低水平，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后，生育水平雖出現短期回升，但之后逐漸下行，在低水平徘徊。

人口結構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影響

勞動力總量減少可能帶來潛在增長率放緩，但同時也可能會使就業、資源環境壓力減小;老齡化一般會帶來全民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總體上會增加全社會養老成本，而且一般會不利于資本形成;勞動力素質提升有利于“工程師紅利”的釋放，促進國家科技進步;人口向發達地區、城市群集聚會要求加大相應的配套的公共服務保障等。

(一)勞動力減少可能帶來經濟增長率放緩但也有益處。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的增加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力人口數量的下降，一般會壓低潛在經濟增速。勞動力年齡人口減少，一方面，會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上升，從而導致相關產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國，這種現象在近年來已在發生;另一方面，也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總體的就業壓力，但結構性就業壓力可能會有所凸顯。隨著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日益提高，崗位供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可能將成為未來就業的主要問題。此外，人口總量即將達峰，意味著我國可能不久將實現人口對資源、環境等的消耗總量會有所減少，總體上將緩解人口對資源、環境、生態的壓力，有利于實現碳達峰。

(二)老齡化可能會帶來總體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總體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有抑制作用。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會對國民總儲蓄率、消費結構等產生直接重要影響。過去較長時期，我國人口撫養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具有相對生產多、消費少的特點，而非勞動年齡的少兒、老人則具有相對消費多、生產少的特點，由此導致居民儲蓄率高而消費率低。我國居民儲蓄在國民儲蓄中占較大比重，由此使我國過去在較長時間內的整體儲蓄率較高。從國際經驗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提升，國民總儲蓄率一般會逐步下降，人口老齡化成為影響儲蓄率最突出的因素。自2008年以來，我國的居民儲蓄率開始出現趨勢性下降。據統計，2019年，我國總儲蓄率下降至44.6%，連續九年處于下行區間，較2010年階段性的峰值51.8%下降了7.2個百分點。

人口老齡化對消費行為也會產生影響，由于老齡人口的消費傾向總體上顯著低于年輕群體，老齡化會使全社會的總消費傾向有所下降。隨著老齡化水平上升，與工作相關的消費如衣著消費、交通通信消費和文化娛樂消費會有所下降，而醫療、健康等與老年人更相關的消費支出則可能明顯上升，并且對健康管理和財富管理等需求將日益上升，都會帶來相應支出增加。

此外，老齡化加快將不斷加重財政及社會保障的壓力。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家庭養老負擔增加，意味著創造財富的人少了，參與再分配的人口變多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保障的群體增多了，總體上會使家庭和全社會的養老保障的財務壓力加大。

(三)勞動力素質提升將帶來“工程師紅利”和科技進步。我國經濟已經到了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產業結構正在向中高端邁進，也正在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如今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到2020年的15467人，人口素質的這種極大改善為科技進步和大規模的應用普及提供了人才基礎。2018年，中國高校理工科畢業人數是美國理工科高校畢業人數的6.5倍以上，2019年的大學畢業生數量已達到834萬人，畢業的理工科學生數以百萬計。中國的工程師年均增速超過同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處于高收入階段的美國，且增量規模龐大，每年都有一大批大學畢業生走向社會，“工程師紅利”釋放會極大地促進產業升級。隨著人口素質的提高，人口紅利逐步向人才紅利轉變，人口資源的優勢將得到更充分發揮，會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推動人口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綜合施策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的影響

黨的十八大之后，雖然生育政策調整完善步伐明顯加大、加快，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減小和結構老化、離婚不婚率上升等，出生人口數量持續走低。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相當比例的家庭由于經濟負擔重等制約而想生不敢生。為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的現實迫切性空前凸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其上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又提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近年來的這一系列政策的出臺，都旨在盡快扭轉我國人口“少子化”趨勢。為有效應對“少子化”“老齡化”給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挑戰，應系統謀劃落實好相關舉措。

(一)做大人口增量，全面實施支持配套政策促進生育。應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切實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應進一步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對全面兩孩政策調整前的獨生子女家庭和農村計劃生育雙女家庭，繼續實行現行各項獎勵扶助制度和優惠政策。加快完善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具體措施上建議：

應加大教育醫療投入，建立健全差異化的經濟補貼和個稅抵扣政策，降低家庭教育開支，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進一步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至40%，并對隔代照料實行一定補助鼓勵等。進一步加強生育的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并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等。

(二)做優人口存量，釋放老年人余熱和“工程師紅利”。老年人口質量不斷提高，延遲退休能夠更充分發揮老年人的余熱。應加快構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體系，探索推行彈性退休制度，穩妥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引導鼓勵老齡人口延遲退休。應推廣終身學習理念，建立終身學習制度，加強老年再就業職業技能培訓。

應進一步加強理工科教育，加強科技人才培養，提升理工科教育培訓質量，完善產學研用一體化體制機制，更好實現產學研用對接。不斷提升人口技能素質，挖掘人口質量紅利，促進“工程師紅利”高效釋放。應進一步優化完善科研管理體制，給科研人員創造更寬松的環境，充分釋放其探索創新活力，將潛在的“工程師紅利”變為現實。

(三)做好系統配套，圍繞人口流向提升公共服務保障。應順應人口流動趨勢，進一步放寬人口流入區落戶政策，進一步完善保障政策落地的機制，深化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稅政策等。鼓勵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基建投資等城市公共資源適度向更多吸引農業轉移人口的地區和城市傾斜。完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城市的精細化管理能力和現代化治理能力。加強對收縮型中小城市人口的人力資源培訓投入，控制收縮型中小城市中的更新擴建規模，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供給向重點城區和地區集中。

應不斷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制度的全國統籌，加快推動各地各級政府盡可能地提高養老、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提升基本養老金待遇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可考慮將現有制度整合成個人繳費相關的養老金、單位補充養老金、個人養老儲蓄等多個層次疊加的老年收入保障體系，加快發展企業年金、商業養老保險的第二、第三支柱。

應構建養老、孝老、敬老的社會環境，提高老年服務科技化、信息化水平，打造高質量的養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應加快健全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充分發展、醫養有機結合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支持家庭承擔養老功能，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和互助性養老服務，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框架，加快建設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和健康支撐體系，大力支持引導老年服務產業和配套產業發展。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